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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利润分配要兼顾三方利益

作者:匿名 时间:2019-11-22 17:48:09 阅读量:3986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利润分配要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为国家提供资本积累,为改善民生做出贡献,通过不断转型和发展,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的目标。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已经融入市场经济。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以规范管理决策、保持和增加资产价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利润是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入和非营业净收入和支出。公司税后利润是指公司利润减去当年应付所得税后的余额。由于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涉及股东、债权人、员工、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税后利润分配原则可以概括为:按法律秩序分配的原则;无盈余不分配的原则是维护公司的财产基础和信用能力。相同股份、相同权利、相同利润的原则;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顺序如下:第一,弥补公司以前的年度亏损。公司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亏损的,应当在法定公积金按照规定提取前,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第二,提取法定公积金。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将利润的10%划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50%的,不得再提取。第三,股东大会或股东大会决定提取公积金。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也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公积金。最后,支付股息。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由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分配股份,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按照持股比例分配股份的除外。

股息及其分配。所谓股利,是指公司根据法律或公司章程以一定的金额和方式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股息可以分为股息和红利。股息是股东定期从公司获得的固定利率利润。股息是股息分配后按一定比例分配的利润。在股利分配方面,一般实行“无利润、无分割”的原则,即公司当年无利润时,原则上不分配股利。股利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中央企业利润分配

例如,2018年,国务院SASAC监管的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利润1.7万亿元,税收2.2万亿元。自200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以来,中央企业的利润分配一般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依法缴纳25%的所得税;二是25%属于中小股东,这是中央企业多元化改革的结果。第三,根据《公司法》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等留存收益的25%用于弥补过去一年的亏损和资本积累。第四,母公司可支配利润的25%,即通过上市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股息支付的利润。

母公司保留的利润用途如下:

一是积累和再投资。

中央企业肩负着国家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重任,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例如,石油后续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大型电网的建设和改造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每年都需要大规模投资。例如,2018年,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是年利润的两倍以上。国有利润通过再投资形成了新的国有资产。从2006年到2017年底,母公司所属中央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从4.2万亿元增加到17.62万亿元。国有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为国家积累财富,同时增加税收。从2006年到2018年底,中央企业缴纳的税收从7505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净增近1万亿元。

二是补充国有资本。

由于历史原因,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不足,部分中央企业债务负担长期居高不下。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7%,部分企业超过75%。高负债率不仅侵蚀了中央企业的利润,也增加了中央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也给中央企业在集团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和重组制造了巨大障碍。

第三,并购提升竞争力。

中央企业的并购包括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从宏观角度看,并购有利于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从微观层面看,有利于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发展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市场效应来看,并购可以拯救一些弱势企业,提高其资产质量和经营绩效。并购重组可以进一步促进国有资本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重点领域、优势产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以及中央企业的主营业务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体竞争力。

中央企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并购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了3,116个项目。在已开工或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了约一半的项目,合同金额占70%以上。石油石化、电信、航运、建筑等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

第四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受到企业办社会、副业改制、富余人员安置、退休人员统筹、工厂大规模集体管理等问题的严重影响。从2006年到2016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投入400多亿元解决企业治理社会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负担。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已经全面融入市场经济,必须适应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新形势”。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使中央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实现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解决国有企业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繁重的任务,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第五是向国家分配红利。

自2007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新分配国有企业经营收入,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归全民所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惠及全民的原则。2018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900亿元,其中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325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家公共财政。

此外,国有股减持向社会保障的转移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收益的分享。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转移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实施方案》。此次转移部分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是第三轮转移。前两轮转让主要是一次性转让10%的国有控股企业ipo规模。转让对象是所有国有企业,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国有企业,以及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2018年,补充社保基金的部分国有资本转移稳步实施,完成18家中央企业股份转移,转移规模75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中央企业已经通过重组和上市成为上市公司,它们的总利润是扣除所得税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收入后可以分配给国有股东的净利润,只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后,企业才能上缴资本收益,资本收益仅占中央企业总利润的45%左右。根据这一计算,中央企业上缴的营业收入占国有资本的比重已超过10%。

国有企业股息的使用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来看,2018年国有企业资本支出为2153.28亿元,主要包括:一是国有企业注入资本932.84亿元,主要包括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369.52亿元,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133.39亿元,公共福利设施投资支出82.42亿元,科技进步支持支出46.64亿元,以及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主要包括“三供一业”转移补贴486亿元、国有企业改革成本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的其他费用。第三,国有资本运营预算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出,2018年将达到13.29亿元。

具体而言,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返还给国有企业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是深化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

自SASAC成立以来,通过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小分散”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有资产逐步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行业和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国有经济布局仍需进一步优化。与国外跨国集团的产业价值链相比,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然分布在传统产业和产业链的中低端。企业发展模式相对粗放,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强,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尤其是一批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大型集团。当前,应在优化国有资本功能和整体效率的基础上,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更好地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进一步推进横向多式联运和企业间产业纵向一体化,发挥协同效应,优化竞争格局,完善劣势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

在中央企业转型升级层面,中央企业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提高先进产能比重,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尽快抓住市场机遇。此外,中央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积极开展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这些都需要国有资本利得的大力支持。

第二,我们应该解决社会和历史负担。

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国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SASAC全国各级将监管约16,600家企业经营的社会功能组织,其中约4,900家将由员工家庭领域的“三资一业”管理组织经营。国有企业每年要承担超过1400亿元的社会职能。推进企业社会功能区剥离改革,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提高公共管理服务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民生工程。

目前,国有企业社会职能剥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2018年,“三供一业”和市级社区管理等国有企业职能分离转移,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总体进展达到90%左右,消防机构分类全面完成,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和工厂管理集体改革有序推进。

我们将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社会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改革成本的大部分仍需由企业承担。利用国有资本收益逐步解决国有企业的社会历史负担,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可以预见,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后,国有资本的经营收入必将进一步提高。

第三,支持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大企业的竞争力上,而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表现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因此,国有资本收益向企业科技创新倾斜没有错,但必须重点支持和保障。

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中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11年以来,中央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占国家研发资金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央企业积累了有效专利和发明专利,年均增长30%以上。中央企业国内研发机构约2600家,海外机构60家,国家研发机构700多家。其中,全国已有90家国家级研发机构,半数以上是国家重点企业实验室。2018年,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完成了大量重大创新。

由此可见,国有资本收入支持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国家国际经济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第四,支持中央企业带头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

从社会效益角度看,中央企业在积极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充分保障市场供给和支持民生工程建设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能源企业正在全面组织生产,以确保市场供应。粮、棉、油、肉、糖、盐企业积极组织资源,保持重要民生产品价格稳定。电网电信企业全面致力于“村村通”工程,农业企业正在加强“三农”服务,为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国有企业在援助新疆、西藏等国家战略和有针对性的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在中央企业的有针对性的援助和对口支持下,42个县成功消除了贫困。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决策项目63个,投资128.9亿元,有效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教育医疗水平提高、群众收入和财富增加。

为了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必须考虑到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企业自身积累与当期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和服务民生之间的关系。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们不能在实践中鞭打快牛,更别说杀鸡取卵了。国有企业也要加快做强做大的步伐,充分发挥自身的活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团结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王江和王爱军分别在SASAC研究中心和山东财经大学工作。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总项目《新常态下中国国有资本分配调整目标及实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仅代表个人观点。)

资料来源:经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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